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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会增加的各类补贴、偶尔会来一次的“派糖

发布:admin06-10分类: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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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将于2月份启动“关爱共享计划”,向未在财政预算案中受惠的市民每人派发4000港元,预计有280万人获益,财政支出约113亿港元。

  申请人士只需填写包括11项个人资料的表格,并提交身份证、住址证明及收款账户等3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经核实无误后即可获得该笔津贴。

  近些年来,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常态化给市民发放各类津贴补贴(被港澳媒体形象地称为“派糖”),用“有钱任性”来形容并不为过,常能引来内地同胞的羡慕。然而,“派糖”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福利工程,在港澳地区存在一定的争议,发放方式、受惠人群也随之数次调整。如何把好事办好、让更多的市民满意,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2008年,澳门特区政府开始实施“现金分享计划”。当年实施这一计划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机加剧,整体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市民的民生开支不断增加。受益于博彩业的兴旺,澳门特区政府却“不差钱”,始终保持着较为充足的财政盈余。

  时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何厚铧在推出该计划时强调,这并非社会福利,而是临时性的分享措施,旨在让居民分享经济成果,以及对抗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首次发放时,澳门永久性居民每人一次性领取5000澳门币,非永久性居民每人一次性领取3000澳门币。

  澳门立法会议员吴国昌曾说:“派开就唔可以停,你一停就会俾人嘈(只要开始派钱就不能停了,你一停下来就会被人指责)。”事实也是如此,尽管澳门特区政府多年来一再强调“无差别派糖”是临时性的措施,但经过连续11年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制度化安排,其金额根据经济、通胀和政府财政盈余情况而作出动态调整。

  2018年4月27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签署第8/2018号行政法规《2018年度现金分享计划》,明确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领取的津贴分别为9000澳门币和5400澳门币。9月14日,派发工作宣告完成,经自动转账领取津贴的有33.3万人,经支票转账37.4万张,合计金额达61.7亿澳门币。

  根据崔世安发布的2019年度施政报告,今年发放津贴标准将上涨至永久性居民10000澳门币、非永久性居民6000澳门币。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教授戴伟表示,澳门直接发钱的做法不可持续,只是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的一种选择,但如果作为制度化的手段并不是很好。

  中山大学专家岳经纶认为,这一措施表面上看似公正,实则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当运用,是一个懒政的方法。

  对此,澳门大学助理教授陈建新博士认为,懒政这种说法实际是老生常谈,从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要关注实施该项政策的原因,并非纯粹讨好市民。

  对于普通澳门市民来说,直接派发的红包只是他们享受到的福利政策的一部分。澳门市民享受的福利待遇之优越,在全世界都是排名前列的。比如:

  澳门特区政府在每名合格的永久性居民的个人公积金账户中放入10000澳门币的启动金;

  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学生都会获得不同额度的“书薄津贴”、就读大专和研究生还有学习用品津贴、生宝宝有“出生津贴”、低收入受雇人士有“积极人生服务计划”和“社区就业辅助计划”;

  今年是澳门回归20周年,调查显示每年派发津贴成为最受市民欢迎的民生政策之一。

  我们也要看到,澳门靠发达的博彩业获得丰厚的财政收入,采取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积累较高盈余,城市规模小、人口总数不高,这些因素决定了澳门政府可以承担起高福利政策的高额财政成本,但这样的政策很难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推广。

  说起财政盈余,香港特区政府同样很有话语权。在如何用好这笔钱、更好地造福市民方面,香港走过一条比较坎坷的道路。2011年香港特区政府唯一一次“无差别派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11年2月23日,时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的曾俊华发表了新一财年预算案,提出向每个强积金户口注资6000港元,以此造福百姓、纾解困难。但这一政策推出后,老百姓却并不领情。

  原因一是覆盖人口少,据统计香港2010年底就业人口总数为356万,其中70%获强积金计划保障,约为249万人;

  其二是见效慢,因为按规定强积金要65岁之后才可以动用,并非当即就能获利;

  其三是经营强积金的公司管理费比较高,等市民到了65岁时,可能提取到的金额只剩下不到一半,真正拿到手的钱并不多。

  曾俊华在了解到这些反对声音后,在一周内紧急对预算案进行了调整,将发放方式改为每名年满18岁的永久性居民都可以领取6000元,使得覆盖范围扩大至610万合资格人士,为此财政支出达到370亿港元。

  李华明议员认为,虽然没有人会反对这一措施,但财政司是以非理性的方式作出这项决定,带来的主要后果是社会分化。

  黄成智议员批评,预算案缺乏长远规划及承担,并让原先强积金注资可能受益的部分人士排除在外。

  张国柱议员提出,政府应着眼于长期措施,而并非靠一次性派钱,且以永久性居民作为划线依据将会导致社会分化。

  经过2天的激烈讨论,这次临时进行“急转弯”的预算案获得通过,但并未取得太大的成功。社会上的反对意见称,市民一旦习惯派钱,对派钱有预期,会“摊大手板”,此举违反香港核心价值,香港人应该自力更生、勤奋上进、努力工作。

  2014年1月,时任特首梁振英发表《香港家书》,正式宣告香港不再进行类似“无差别派糖”行为。梁振英表示:“我多次公开、坦诚地说过:即使财政充裕,我亦不主张向全体市民派钱。我认为钱应该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用于改善全港市民生活质素,用于提高全港的竞争力,用于培育下一代和长远投资。”

  2018年2月28日,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首份财政预算案,将上一财政年度1380亿港元财政盈余中的近四成与市民共享,包括减税及增加免税额、宽免差饷、增加长者医疗券金额、向贫困学生发放津贴等等,派出了一系列福利大礼包。

  文初介绍的“关爱共享计划”,正是这次财政预算案中的一个部分,也是自2011年以来又一次向居民大规模“派糖”。

  但与上一次“无差别派糖”不同,这次是有特定对象和特定条件的,主要面向“夹心层”,即政府先前公布的退税、增加老年和残疾津贴等政策覆盖不到的群体,从而让那些不交税、不拥有财产、不享受政府福利的约280万人的低收入人群获得了特殊津贴。

  对此,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介绍了方案调整的原因:“主要是听到社会上的声音,听了这些声音和意见后,我们冷静地思考。我们同意财政预算案应该扩大提供更广泛的服务和覆盖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港澳“派糖”的明显区别:澳门实行“无差别派糖“,且年年都派,金额稳步提升;香港“派糖”都是在预算案公布、并遭受社会批评后作出的临时调整,是向市民示好、争取支持的一个经济手段,但更多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救急措施,下一次何时“派糖”完全无法预料。

  笔者在香港中环街口,经常看到这样对比强烈的一幕:豪华跑车在街头疾驶,西装笔挺的精英人士步履匆匆;同时,无家可归者拉着箱子、撑开大伞睡在路边,八旬老妪拖着纸皮缓慢前行。

  据香港乐施会2018年10月发布的《香港不平等报告》,香港基尼系数达到0.539,为所有发达经济体之最,远远高于美国、新加坡和英国。其中,全港最富裕的10%住户的每月收入中位数,是最贫穷10%住户的43.9倍。对于那些极度贫困人口来说,每年会增加的各类补贴、偶尔会来一次的“派糖”,只能说是“聊胜于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困境。

  对于港澳特区政府来说,在“派糖”暂时纾解民生困境之外,以下这些问题更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

  香港特区政府从2000年12月1日正式实行强积金制度,强制香港所有雇员成立投资基金以作退休之用,由香港公营机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监察。在这一制度实施之前,香港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口享有退休保障;制度实施后,目前已有约85%的就业人口获得退休保障。

  香港强积金制度实施18年来,社会上产生了很多批评的声音,主要是这一制度实行市场化、私营化的操作方式,由个人选择投资项目并自担风险,有的投资回报率不够理想,并被质疑行政费高、作为中介的金融机构成了最大得益者,强积金又令雇主从而省回遣散费、对现时的老人无助等负面评价。

  有一些香港市民表示,内地的“五险一金”制度覆盖面更广,也能维持退休后的基本生活,较少出现香港这样因为退休金过低还得继续打工糊口的情况。

  据香港统计处2016年的统计数据,香港65岁以上人口中贫穷率为36.6%。香港乐施会曾采访65岁的黄姐,她曾在公立医院做助理护士30年,退休后拾荒4年多时间。她表示:

  “我每月有退休金2000多港元,算是幸运的了。但2000元在香港又如何生活?现在我靠收集废纸补贴生活,但仍没办法补贴两餐,虽然我这个年纪已经吃的不多了。”

  2017年,香港还发生了一起食物及环境卫生署检控卖纸皮老太太的案例。75岁的朱婆婆在中环码头一带捡拾纸皮,有在此休闲聚会的外籍女佣为了铺地而坐,提出以1港元向她购买数张纸皮,双方进行交易时被食环署人员发现,当场控告婆婆无牌贩卖,最后在14000名市民联署的压力下才撤销检控。

  澳门社保分为强制性制度及任意性制度两种,具雇佣关系的本地雇员及雇主须向社会保障基金缴纳强制性制度供款,而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澳门居民可透过登录进行任意性制度供款。按照强制社保规定,澳门市民每月缴纳15澳门币,65岁后每月可领取3450澳门币,2019年计划提升至3630元。目前,社保覆盖面涵盖至全澳市民,让他们得到基本的退休保障。

  港澳地区都有发达的公屋体系,但并没有覆盖到全体市民,公屋建设速度放缓、市民排队轮候时间过长等矛盾日益凸显。很多低收入人群被迫租住房屋,为此花费了大部分家庭收入,生活质量极低。

  以香港为例,目前全港共有9.27万间劏房(将一间房分割成无数小单间出租,类同于内地的群租房),劏房居民接近 21万,其中占据7成的是44岁以下人士。从2007年至2017年,劏房租金上涨了一倍,平均数为4500港元,但低收入人群的家庭收入却只增加了0.5倍,经济支出反而更重。

  比如,油麻地地铁站旁的1个6平方米劏房,进门只有1张沙发床,旁边一头是马桶,一头是洗手池,房租都高达2900港元。此外,还有一些人被迫居住在条件更为恶劣、但租金相对低廉的“笼屋”之中。

  根据香港树仁大学的一项调查,有76%的香港成年市民认为现在的生活“颇痛苦”及“非常痛苦”,而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人认为住房问题是导致其生活痛苦的最重要原因。

  澳门的住房条件、生活成本一样居高不下。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澳门住宅楼价指数由2016年第一季度的203.3上升至2017年第四季度的258.0,升幅接近27%。对于很多澳门老人来说,退休金也仅能保持个温饱。

  对于港澳很多低收入家庭而言,派发的数千港元或澳门币固然不错,但也仅仅是暂时缓解生活的压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生活问题。如何加快公屋建设进度,让住房保障尽可能多地覆盖低收入人群,是港澳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

  2017年8月,强台风天鸽袭击珠三角,澳门遭受重创,造成当地超过1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淹水超过两公尺深、甚至有部分地方停水停电一个星期。有澳门人感慨,虽然政府年年发红包作为“止痛药”,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却止步不前,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被天灾揭开了老底。

  与内地经济高速发展相比,港澳这些年财政盈余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但在高科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民生投入方面则显得裹足不前。

  尤其是香港陷入无休止的政治执拗之中,白白错失很多发展机遇,很多预算在立法会被拖延、否决,成立创科局更是一波三折。类似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建设,在香港的落地都无一例外遭到重重挫折,历经坎坷才最终落地。

  发展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途径。对于港澳来说,在给市民发红包的同时,更应该深入研究如何搭乘祖国这辆快速发展的列车,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提速,真正把躺在账面上的财政盈余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从而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过上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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